，”她緊緊摟住我的背，翻身躺平，又閉上了眼，仍舊低聲道，“沒有誰會告訴你。”

這該算是我學習男歡女愛的第一課罷？在那條塵土飛揚的公路邊一爿叫做“烏日大旅社”二樓的小房間裏，被陳年不曾流通、說不上來是黴味還是腐味的空氣浸裹著，我再度跌入一年前那個撞擊、爆炸之後一切歸於寂滅的空無宇宙，重溫如何進入另外一人生命深處的秘密。這一次與之前在宿舍裏那樣的魯闖莽撞是截然不同的，紅蓮似乎有意誘導我用一雙探訪的眼睛去窺看那些我原以為只不過是一片黑暗的風景。我也不得不承認，那是一種全然無法描繪、形容或用任何方式捕捉的風景。它只存在於兩具肉體纏絞廝磨著的那些個當下，透過並不灼灼然相互逼取的感官而時現時隱。也正因為我們在努力探訪彼此的許多個剎那其實是失落了視覺，或失落了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的，是以它無法經由任何形式的敘述而再現——我只知道後來有一次和孫小六為躲避人追殺而溜進一家迪斯科舞廳，置身於乍閃乍滅的輪轉燈球所擺布的光影之中，才約略體會出那種支離破碎的感覺——時間並不連續而世界從未完整。是的。

在凝神致志的歡愉撫觸之中，時間並不連續而世界從未完整。我猜想這是我無從記憶任何一次和紅蓮親密交接經驗的根本原因。然而這是十分令我苦惱的事。每當收假歸營的時限將至，我知道這先前的一切便要隨之而露霧散、雲逝煙消。無論我在部隊寢室的蚊帳裏如何冥想追憶，也不可能拼合出所曾強烈體會過的這一切於千萬分之一。

終於有那麽一回，當我穿起軍服、扣緊皮帶、打好綁腿、戴上小帽的那一刻，鼻根一陣酸哽，涕液猛然間噴湧出來。紅蓮從背後環住我的腰，哄了幾聲什麽，我沒聽清楚，徑自咽聲說道：“我記不得你了，我會忘記你。”

“又不是不再見了，怎麽這樣哭法兒？”

我摘下小帽，想用它擦淚水，可什麽也沒擦出來，倒是又擤出一堆鼻涕。我從來不曾向任何人表達過依戀不舍的情感——這極有可能是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之中我從來不曾體驗過真正的失落或欠缺。然而，這樣顯然並非幸福。在那個令我心痛的離別時刻，我像一株給人倒栽入土的植物，既不能思考、覆不能言語呼吸，整個地球卻翻轉過來，然後我便盡情嘔吐著了。

那是一次獨特而奇異的經歷。我發現那是一種和酒醉全然不同的嘔吐。在傾瀉出胃腸裏所有的東西的瞬間，似乎並沒有煩惡感，倒像是向某個值得托付的對象訴說了一個天大的秘密，或者是向一群陌生人發表了一次動人的演講那樣酣暢淋漓。總之，當紅蓮用浴巾和一整卷衛生紙擦拭過床尾地毯上的穢物、而我則趴伏在馬桶邊沿喘息的時刻，我顫抖著，回味著喉頭殘存著的、射精般收縮的快感，幾乎連想也沒想，我沖那馬桶底部漩渦狀的註水自言自語道：“原來是這麽回事。”

紅蓮沒聽見而我也不會告訴她：我所說的正是戀愛。戀愛原來是這麽回事。

此後大約有一年九個月的時間，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和紅蓮的關系，也從來沒有懷疑過她不期然出現的時機——有十多次逢著該放假或例休的日子，我臨時接獲命令，必須到總部甚至“國防部”去參與籌劃那種名為“莒光周”、“軍紀教育月”、“保防教育月”等軍中電視教學活動的會議。而之所以上級單位會找到我——據我當時揣測——不外是由於我已經小有文名，且擁有中文碩士的身份；對於軍方職司政訓業務的高階長官來說，張大春既然是個會寫小說的人物，便應該有能力編寫幾個能夠發揚軍紀和保防觀念，乃至提倡“忠誠精實”軍風的電視劇腳本。這種差事經常是說來就來，頂多前一天晚間下達電話命令，第二天一早就得派車出發。就我記憶所及，總是在星期六或者輪到我放榮譽假的前一天。遇到這種情況，我自然會惦念：那麽紅蓮呢？可是說巧不巧，等到任務結束之後的某個假期，紅蓮粲著一臉笑容再度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總會這麽說：“上周末我正好有事，沒能來。”或者：“前幾天又換了工作，忙翻了；幸好沒來撲個空。”

但是，只要不碰上那種臨時委派的公差，紅蓮幾乎沒有遺漏過我軍旅生涯中的任何一次假期。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那是一種難以想像的美滿境界。我不時會以一種歷盡滄桑、飽經世故的腔調告誡同在一個營區服役，時時為情所苦的同胞弟兄。其中包括一位大隊長、幾位教官和無數為相思懸念所苦惱的軍校學生。我告訴他們：愛情是一種建立在自由和信任之上的付托，愛情是一種兩個肉體之間無法被他者取代的交流，愛情是一種經由身體的探訪而建立起來的相互存有，愛情是一種透過對性欲的滿足而升華成就的靈性解悟，愛情是一種必須通過分離、思念、挫折、磨難等等嚴酷考驗才能修成正果的美學經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越說越深、越說越玄、越說越抽象奧妙，時常說了就忘了。可是我的聽眾卻越聽越有趣、越聽越入迷、越聽越以為那是人生至理，充滿了兩性相知相愛的智慧。一直到我快退伍了，居然還有幾個總教官室教電碼和數學的預官，每天晚上擠進我的寢室裏來請益至夜深不散。他們最後聯名醵資送我一支派克金筆，筆身上鐫刻著蠅頭細字：“惠我良深”。

倘若我當時就能明了那暗藏在我和紅蓮之間百分之百的美好愛情的背後究竟是些什麽的話，這支金筆恐怕非但不足以彰顯我在愛情方面誇誇其談的成就，它反而還稱得上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也就在入伍之後的這麽一大段穩定持續的關系或者交往，我摸索著去親近、理解、侍奉以及享用紅蓮的身體，也漸漸同她在零亂的枕衾被褥之間有了交談。紅蓮說故事的方式和彭師母、孫小六都不一樣。彭師母說起故事來猶如重新經歷了一次自己的人生，也帶著聽故事的人重返那個歷史現場。可是在那個現場，你幾乎看不見彭師母的身影，也聽不見她的聲音；即使涉身於某事件之中，她始終像個幽靈般隱匿在某一最適於觀察的角落。盡管她的表情誇張動人、腔調變幻莫測，聽者只覺其逼真如實，卻從不致懷疑自己有什麽迫切的危險。孫小六說故事的時候有一種唯恐遺漏什麽而隨時提心吊膽的不安——這種不安當然也會傳染給聽故事的人——仿佛每件他所經歷的事都有一種極大的不確定性，非得將一切和這事有關的細節都交代清楚不可，否則整件事便會被視為虛妄無稽，且招致嚴重的指控或譴責。這樣說起故事來，別有一種纖維畢露、毫厘不失的趣味，只不過很難了解他堆積了那麽多瑣碎的故事裏究竟有什麽意思。

紅蓮則全然不同，她總不肯平鋪直敘地述說一件完整的事，好像她的人生就是在一大片伸手不見五指的迷霧之中東閃一下、西閃一下的七彩燈飾不斷飄忽游移而形成的。你必須像個努力在益智繪本上玩串聯數目字尋繹圖形的孩子，一丁一點兒把那些晶瑩閃熾的小片段拼湊起來，才勉強勾勒得出一個生命的輪廓。

我開始對這個女人產生好奇；想了解她的過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經在如何如何之際而我當時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著“烏日大旅社”字樣的一張床單底下展開了第一次探訪：“你跟我說過你爸爸長了個鐵腦袋瓜兒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際的發梢，閉上眼，嘴角微揚著喘息。

“後來呢？”

“後來那顆腦袋瓜兒被人砍掉，掉進臺灣海峽裏去了。”

這就是紅蓮說故事的方式。坦白說，我在她講到“掉進臺灣海峽裏去了”的那一刻，眼前確實浮現起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墜入湛藍泛黑的海水裏去的印象。然而它太不真實卻又太強烈，紅蓮的語氣又過於簡淡尋常，似乎不像是在刻意捏造什麽驚魂攝魄的場面。

“怎麽會這樣？”我掀開床單，像一根背後忽然松了壓縮彈簧的橛子一樣坐起來。

紅蓮略一皺眉，仍不肯睜眼，想了想，道：“大概那刀很利罷？”

“你在旁邊嗎？你那時候多大？”

終於她睜眼了，輕輕搖搖頭，意思大約是說：“我不在旁邊。”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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